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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百年政治史      
作者:李剑农    出版日期:2018年1月    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   
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眼中的真正的清晰的近代政治史著作,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翻译再版4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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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商品编码:gm00048
  • 作者:李剑农
  • 出版日期:2018年1月
  • 装帧:精装
  • 开本:16
  • 出版社:江苏人民出版社
  • 国际标准书号ISBN:9787214193902
简单描述
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起自鸦片战争止于北伐战争,将这近百年来中国的政治变化分为三个段落:第yi个段落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,这是列强入侵、新思想酝酿的时代;第二个段落为戊戌维新到辛亥革命,这是革命势力不断发展、满清王朝*终覆灭的时代;第三个段落为民国成立到北伐战争,这是革命势力与清残余的军阀势力斗争的时代。通过对近一百年的政治事件的考察,梳理了中国人为国家寻求一种合适的政治制度进行的各种实践:在政体选择上有立宪和共和之争、国体选择上联邦制还是单一体制、议会制还是总统制?作者详细阐述了各个段落中国政治中的重大事件及其影响。特别是辛亥革命前的部分相当客观,并且见解精到,言简意赅,可以得见李剑农卓越的信息提取和总结能力。一句话,本书就是介绍仁人志士为国家寻找合适的政治制度的历史总结。
作者简介
李剑农,历史学家,教育家,曾受聘于武汉大学、国立师范大学、湖南大学,任教授。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政治史和中国古代经济史,著有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、《中国经济史讲稿》、《政治学概论》等,均受到中外学者好评。
编辑推荐
1耶鲁大学的汉学家沃尔克(Richard L.Walker)在《美国历史评论》上发表书评指出“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,它不仅是作为这一时期研究生的基本参考书目,而且也作为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学术评价的观点,引入到西方。 2武汉大学萧致治教授评价《中国近百年政治史》:“李先生的作品成为国内外学者所广泛重视和引用的名著,究其根源,有以下几个因素:1、取材精当,叙事准确,解释了历史真相;2、分析深透,评论公允,富有说服力;3、奋笔直书、无所忌讳,伸张了正义;4、注意探根求源,善于联系当时形势分析问题,易使读者信服;5、文笔精炼,阐述问题深入浅出,简洁明了
书摘
一八四〇至一八四二年的中英战争,中国习称为鸦片战争;因为中国方面,认此次战争以禁止鸦片为唯一原因,但在英国方面,开战的动机,却不在禁止鸦片,而在屡次受中国政府的蔑视凌辱;战机的潜伏,已经有了几十年,禁止鸦片,不过为此次战争最近的导火线。我们要了解所谓鸦片战争的真意义,须先明了战争前的中英关系,并且须明了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。 战争前中国对外一般的关系,可分三点来说明: 一、中国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国家,未加入所谓国际社会团体?在鸦片战争前,西方各国虽与中国有历史上相沿的通商、传教的事实,但除俄国以外,都不曾与中国成立什么通商修好条约。俄国因为与中国西北国境争议的原因,在一六八九年(康熙二十八年)订立《尼布楚条约》,后四年又订立《北京通商条约》,一七二七年(雍正五年)又订立《恰克图条约》;以外各国都与中国为无约国。就是葡萄牙的租领澳门,也是沿袭明代已成事实,在此时尚与清政府无条约关系。澳门的主权还是在中国,受中国的控制。 二、通商制度之不合理?在鸦片战争前,中国与外人通商制度之不合理的处所有三:第一,税则不可靠。中国向来对于商税的征收,不若田赋规制的谨严。税吏的额外苛索,成为不可拔除的恶习。外国商人初到中国时,因为语言隔阂,一切情形皆不通晓,税吏对于他们的额外苛索自然更甚。第二,商埠的限制。清代初年,外国商人,大都皆以广东为集中地点。广东的大小官吏,自然有特别发洋财的机会。有时外国商人,不堪那种额外苛索之苦,改向闽浙的厦门、宁波等处图发展,但是这些地方的大小官吏,也想发洋财,对于外商的待遇也是一样,甚至于额外的苛索更重,因是广东仍为外商的集中地。清政府因为防范夷人的不测,也不愿夷商窜扰到广东以外的地方去。第三,公行的专利。广东方面,因为外商特别的多,买卖货物,不免与本地人民间时常惹起纠纷来,于是在康熙年中便生出一种经纪人的所谓官商,由政府指定的,凡洋商输出入货物,皆须经此种官商之手。外国商人,都受限制,很感不便,曾经一度废止,到康熙末年,由广东商人成立一种所谓“公行”的组织,取官商之地位而代之。公行组织,虽非由政府的命令,实由官厅非正式的许可(暗中且为官吏渔利的工具),一时虽经内外商人抗议废止,但不久又复成立。公行既操对外商业的专利权,外商所负担的额外苛征,日益加重;然政府所得,仍极微薄,其大部分皆入于大小官吏与公行员之私囊,虽经外商屡次要求减免,皆归无效。这是在乾隆以前的大概情形。到乾隆中叶以后,上面所述后二种不合理的情形,更为具体化:其一,即一七五七年(乾隆二十二年)由皇帝颁布谕旨,将外人通商口岸,限于广东一处,闽浙各口,皆不准外国商船入口,英商运动在厦门、宁波另辟通商根据地全归失败。其二,即一七六〇年(乾隆二十五年)正式认可公行为经理对外通商之机关。(乾隆三十六年,虽因公行多数破产,负欠税金及外人债务,曾经一度解除,然未几即复另行组织。)公行的任务,不但外人输入货物,须由其评价及买卖,并且成为政府与外商间的传递机关。货物的纳税报关,固须由公行经手,即外商要向中国政府有所陈诉,也不能自由进禀,必须由公行代呈,否则政府不予受理,政府对于外国商人的行动,也责令公行监督。于是,公行成为政府与外国商人间的重要机关。原来在乾隆二十几年时,粤督李侍尧对于洋人深怀疑忌,奏请设法防范(一七五九年即乾隆二十四年)。乾隆帝对外的观念,也不若康熙帝的宽大,因采用李侍尧奏请的所谓防范外夷之“五事”,颁行一种限制外商的规则(乾隆二十五年),命洋商(即公行员,中国政府公文书对于公行皆称洋商)向外国商馆宣布。自此一直行到鸦片战争时,不过时有修改,条目增减前后不同。最后由卢坤、祈、彭年进呈章程八条(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),其要点如下: (一)外国战舰不得入虎门以内。 (二)外国妇人,不可偕来商馆;商馆内不得储藏铳炮枪械或其他武器。 (三)外船雇用之领江及买办人员,须在澳门同知衙门注册(此时澳门尚保留中国主权,中国设有同知衙门),由该衙门发给执照,随身携带备查。 (四)外商雇用中国仆役人数,须有一定限制(初时禁止雇用,后经修改,但限名额)。 (五)外人住居商馆者,不得任意乘船出外游行,仅于每月初八、十八、二十八三日,得往各花园及河南寺庙散步游玩,但须带翻译随行;如有不当行为,翻译须负责任。 (六)外人不得自由向官厅进禀,如有陈诉,须由公行代呈。 (七)公行有指导及保护外人之责,不得负外人债务。 (八)外人每岁在广东商馆住居经营商务,须有一定期限(大约为四十日,有时得延长),事毕即须退去,如不归国,只能在澳门居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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